對于真正關心經濟的專家學者們來說，與其花工夫去測量一個有爭議的身份標簽，不如多去看看，中國經濟當前到底正在發生著什么。

(資料圖)

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丨三娘在此

月收入3000元到底是什么水平？一位專家最近給出了“權威答案”。

近日浙江大學資深教授李實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根據我們的測量，2022年我們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大概達到了4.6億人左右。平均到一個人身上，每個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基本上就可以達到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

這些年來，再沒有什么話題比討論收入多少更能撩撥到流量的敏感神經了。這一次專家的發言，再一次引發了“被平均”的全網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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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反對點有很多層次，比如有人認為月入3000元連維系基本生活開銷都不夠，也有聲音認為雖然自己月薪3000元，但是遠沒有中產的幸福感可言。總的來說就是一句話：所有人都認為，3000元的標準就能夠被稱為中等收入群體，太低了。

其實這一次，專家還真沒有說錯。因為無論是按照公開官方統計數據還是此前的權威人士表態都能夠看出，在全國有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情況下，月收入達到3000元，自然算不上是低收入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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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其實早在2019年時國家統計局發布《2018年全國時間利用調查公報》中就對不同收入群體給出具體劃分標準：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為低收入群體，月收入2000-5000元為中等收入群體，月收入5000-10000元為較高收入群體，月收入10000以上為高收入群體。

也就是說，月入3000元，是官方認定的中等收入群體標準。不過即便是在數據公布時便引發了巨大爭議；這一次，專家的測量盡管從學術上再一次印證了這一點，但是從大家的觀感上來看，絕大多數人依然拒絕接受這一點。

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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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業革命以來，對于中等收入群體、中產階級等等的人群劃分在各個國家都一直存在著巨大的爭議。

西方常見的以收入為衡量標準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對比家庭收入，按人們的收入按高低排列，將處于最高和最低收入中間的50%的人定為中產階級，另一種是排列最低到最高收入的家庭，列出中等收入(中位數)，將那個數字的50%到150%列為中產階級。

但其實，除了收入之外，全球也有根據受教育程度、從事的職業類型等等分類模式，甚至還有從消費能力來判定的。

只不過收入是最為直觀、大家也最熱衷于討論的標準。

應該說，如果我們橫向比較東南亞的發展中國家，月收入3000元確實并不算低。這個收入是在三四線小縣城公務員且沒有房貸壓力的情況下，當然也能獲得相對比較體面的生活。

但是，當我們的人均GDP已經站在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之上時，那我們理應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如果把這個收入水平放在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即便是一個普通的合租單間的租金可能都不夠支付，更不要說養活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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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等收入群體更多還是一種動態的評價機制，其與所在區域的消費水平、房價都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

其實在那篇采訪文章中，浙大教授李實也說明了，“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只考慮收入，有人可能剛剛越過這個標準的門檻，日子過得還是很艱難。即使在發達國家，絕大部分人都不認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體。”

當年日本可能是個例外。在經濟最為繁榮的時期，是有過“一億總中流”的國民期待的。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有九成日本人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層。

但隨著日本經濟泡沫的破裂，日本進入了貧富差距分化嚴重的格差社會，這也是大前研一“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各居兩端，并且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M型社會理論來源。

但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就像是“未富先老”一樣，我們當下面臨著或許相比日本當年更為困窘的現實：在巨大的人口基數之下，即便是月收入3000元這樣一個看似明晰的人群劃分標準也是沒有意義的。

月入3000元零花、在小城市住著大平層的人，與在北上廣早出晚歸、合租2500元單間的人，完全沒有任何歸類和可比價值，人與人之間的貧富悲歡并不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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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意義的標準所導致的身份焦慮，其原因其實很簡單：當一個人或者家庭承擔著與收入不匹配的開支、賬本的收支兩端嚴重失衡之時，無論月收入是3千元還是3萬元，都會認為自己不配“中產”。

在消費社會所描摹的美好圖景里，中等收入群體本應該過著體面的生活——有獨立的房產、可供支配的余錢以及消遣的時間，豐富的業余生活。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它形成了一個美好生活的烏托邦，標志著現代社會的“中流”。這也符合弗朗西斯·福山的定義，“我所說的‘中產階級’指的是處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間的社會階層，至少接受過中等教育，擁有不動產、耐用品或自己經商。”

但我們可能沒有想過的是，中產的多少，其實一定程度上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因為我們所期待的橄欖型社會、中產人群的擴大，良性的情況是低收入群體的上升而不是相反。但是，從法拍房的數量、老賴的數量，從網約車和外賣員的從業滿員，我們得以窺見中國家庭的資產負債表的一角。

近期，中指研究院發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法拍房共掛牌60.6萬套，同比增長35.7%，全國法拍房市場規模已經增至1.4萬億元。而按照中國執行信息網公開的數據顯示，全國失信被執行人已經突破800萬。

法拍、老賴、靈活就業，固然從個體層面有各種各樣的悲劇和不得已，但從宏觀上來看，原因只有一個：別說成為有錢有閑的中產，許多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正在面臨極限挑戰。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前些日子就發文警示過居民資產負債表的壓力。他認為，雖然居民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長5.1%，實際增速3.8%，但4%左右的居民收入增長并不足以給“拉動消費的關鍵人群”在收入和資產負債表帶來明顯拉動效應。

這是由于在疫情期間，很多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分配狀況有所惡化，典型事實就是中低收入階層占整體收入比重和占GDP比重是下降的。這也就是說，我們啟動消費最為核心的載體——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沒有明顯增加，這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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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更需要未雨綢繆的是，即便是配稱為“中產”的那一波人，從負債表角度來看也是極端脆弱的。

根據央行 2019 年進行的調查，我國城鎮居民配置比例最高的資產還是房地產，住房加上商鋪配置比例高達66%。也就是說，房地產的價格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家庭的資產狀況。

但在2022年房地產市場預期出現大幅度逆轉之后，房地產市場的波動，首當其沖的是家庭資產——當月入3萬的大廠中產遭遇中年畢業，另一頭卻是每個月一兩萬的房貸，而且很有可能這一房產相比他購置的時候還是在貶值的。

在如今這種情況下討論中產，毫無意義可言。對于真正關心經濟的專家學者們來說，與其花工夫去測量一個有爭議的身份標簽，不如多去看看，中國經濟當前到底正在發生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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