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洪杰

編輯｜袁滿

農信機構（包括農商行、農信社）的改革進入加速期。在過去四天時間，已有3個省的改革方案獲批，這涉及到300家左右的農商行和農信社。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8月7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批復，同意籌建山西農商聯合銀行。8月4日，監管批復，同意籌建河南農商聯合銀行和遼寧農商行。

農信機構在中國是一種特殊的銀行，總資產規模在50萬億元左右；法人數量眾多，超過2000家；承擔部分服務型職能，例如支農支小；經營范圍受限，原則上機構不出縣（區）、業務不跨縣（區）；所受監管對象較多，包括地方政府，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等；但風險較高，截至2023年一季度，農商行的不良率為3.24%，而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62%。

2023年5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2》顯示，截至2022年二季度，高風險的金融機構為366家，其中高風險的農信機構有217家，占比為59%。

“在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中，小法人機構經歷了高速的發展，也積聚了不少風險，但尚未在全國范圍內探索出來一條有效路徑。不過，加快改革，完善省(自治區)聯社治理機制，穩妥化解風險已經形成共識。”一位資深監管人士對《財經》表示。

晉、豫、遼三省改革方案獲批

在過去多年內，農商行等農信機構的改革重組“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農信改革不僅僅關乎2000多家中小銀行，還涉及到地方政府，以及農村金融體系的變革，牽一發而動全身。”一位監管人士稱。

這一局面直到2022年才發生了變化。2022年4月18日，浙江農商聯合銀行掛牌成立，這標志著新一輪的農信社改革“第一單”正式落地。2023年，農商行、農信社改革更是進入加速期。

8月7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稱，同意籌建山西農商聯合銀行；籌建工作小組應嚴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要求辦理籌建事宜，自批復之日起6個月內完成籌建工作等。

8月4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批復，同意籌建河南農商聯合銀行和遼寧農商行；籌建期間接受河南監管局、遼寧監管局的監督指導等。

公開資料顯示，山西的農信機構數有：省級機構1個，市級機構11個（3個市聯社，8個審計中心），縣級機構108個（農信社7個、農商行101個），營業網點3005個；截至2023年3月末，全系統資產總額17090.86億元。

遼寧農信下轄沈陽、大連2家市級農商行、28家縣級農商行、30家縣級信用社。截至2021年末，河南農信法人機構為137家（含省聯社），營業網點為5080個，從業人數為52378人，資產總額為20939億元。

農信機構改革的模式較多，之前市場關注的主要是以下四種：聯合銀行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金融服務公司模式和統一法人模式。但目前來看，獲得監管批獲、各省申報的模式集中在聯合銀行模式、統一法人模式。

《財經》在2022年12月曾報道，在河南，從省級層面，將省聯社改制為省農商聯合銀行，賦予其對市縣法人機構主要是省轄市農商行的股權投資功能，實行有限牌照經營，建立正負面履職清單。

在市級層面，擬對城鄉一體化程度較高的鄭州市和轄內法人機構數量少、資產規模小的漯河市、三門峽市所轄全部法人機構以市為單位統一法人。對其余的省轄市城區法人機構整合組建市級農商銀行。在縣級層面，在未實行統一法人的15個省轄市中，保留縣域機構法人地位不變，對未改制的縣域農信社穩步推進縣級農商行組建。（相關報道見《地方金融改革化險：河南農信社轉制新途》）

除上述省份，四川、甘肅等地也于2023年提及了農信的改革方案。2023年1月，四川印發的《四川省貫徹〈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規劃〉實施方案》顯示，深化農信社改革，以轉變省農信聯社職能為重點，積極申請組建省級農商銀行，穩妥推進符合條件的地區組建市級統一法人農商銀行。

同樣在2023年1月，甘肅則在省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提出，將有序推進高風險機構化險，穩妥推進農信社改革，組建甘肅農商聯合銀行。

化解金融風險攻堅

農信機構等中小銀行一向是金融化解風險的難點。一方面是農信等受經濟下行影響較大，而處置風險的渠道較少；另外一方面是這類金融機構的體制機制等原因。

農信機構面臨著凈利潤增速放緩，可持續經營的壓力。2023年上半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406.2萬億元，同比增長10.5%；商業銀行累計實現凈利潤1.3萬億元，同比僅增長2.6%，增速較上年同期下降4.5個百分點。“農信機構因為市場定位、客戶結構以及業務地域分布等因素，資產的凈盈利能力弱，風險高于行業平均值。”一位行業資深人士稱。

截至發稿前，監管部門尚未公布農商行在2023年上半年的數值。2023年一季度數據顯示，農商行實現凈利潤773.76億元，同比增長-3.01%；不良率為3.24%，環比上升2BPs；撥備覆蓋率為138.39%，遠低于行業整體的205.24%等。

“不良資產處置手段單一，中小銀行不良貸款處置手段主要有催收、訴訟、核銷、批轉等方式，批量轉讓最為常見，現金清收難度較大。”原鄭州銀行董事長王天宇曾表示。

王天宇還稱，司法處置效率較低。司法處置作為商業銀行處置不良貸款的主要方式，存在立案難、訴訟難和執行難等現象，并存在訴訟周期長、償債率低等諸多問題，對不良資產最終價值的實現造成了不利影響。

在體制機制等方面，由于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的缺陷，一些區域性中小銀行的實際業務操作與初衷相背離，以致累積了較多的風險。“部分銀行的內部人控制或者大股東控制較為嚴重，如何探索有效防范風險的公司治理制度極為重要。”上述監管人士稱。

對于農信機構而言，大部分省聯社并未隨著股份制改革的完成淡出對農商行人事、財務、業務、戰略等層面的干預，造成農商行法人治理機制難以發揮作用。

“一是股權關系不能體現資本的投資價值與約束作用，各行社出資成立省聯社后不但得不到分紅，還要定期上繳管理費用，相當于花錢請了個‘監護人’，與金融市場化改革方向不一致。”人民銀行某支行金融研究處課題組稱。

課題組還表示，二是制約了農商行經營活力。 從公司治理角度看，農信社改制農商行后，股東具有決定公司經營方針、投資計劃、選任董事、監事等相關權責，但省聯社從防風險、強管理的角度仍然沿用傳統的管理方式，對已改制農商行的經營活動進行各方面管理，農商行董（理）事會、監事會和高管人員的人選和任免還是由省聯社直接任命，并非真正由股東推選產生，農商行的經營發展戰略等也需要省聯社審核批準，這些極大影響和制約了農商銀行發展的自主性。

近年來，中央一號文件多次提及了化解風險、改革化險。例如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加快農信社改革，完善省聯社治理機制，穩妥化解風險。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稱，加快農信改革化險，推動村鎮銀行結構性重組。

多位行業資深人士對《財經》表示，當下農信機構化險堅持的思路是，理順管理體制，化解金融風險，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提升對區域經濟的服務能力。當然，這不是一蹴而就，各省提出的改革方案僅是第一步。

(作者為《財經》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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