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圈有兩類人比較多：投資人和媒體人，還有一類人比較特殊，他們是券商、投行從業者，分析師、研究員或基金經理，我也將他們歸入投資人隊伍。

最近刷屏的有兩件事：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公示、茅臺瑞幸聯名。

前者刷屏最多的是媒體人，后者主要是投資人，當然雙方互有交集。但總體上，投資人更為茅臺瑞幸聯名事件興奮，對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修訂事項的關心不足夠。

【資料圖】

從這件事情上看，筆者再一次發現，投資者——不論是個人還是機構從業投資者——對這類社會事件與資本市場的關聯性缺乏敏感度。

處罰條例修訂這樣的大事件，會在多個維度深度影響海內外中國（公司）資本市場，如果最終通過的話，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

過去5-6年，我們親身經歷了投資行業——尤其是互聯網投資行業——從黃金時代走入白銀時代，又從白銀時代快進到青銅時代，如今，青銅時代也可能提前終結。

互聯網行業是過去20年全球的創新引擎，中國尤其如此。又因為它與上下游制造業、物流流通行業、硬件行業、零售行業千絲萬縷的聯系，互聯網行業黃金時代的終結，實際上是整個投資市場景氣度下降的先兆。

但是，大多數投資人似乎從來沒有將這些變化與宏觀事件關聯起來過，以至于事情發生了，資本市場已經有了反應，很多人還在問怎么了，到底發生了什么。

當然，也不全是這樣，有投資人朋友就留言說：“投資人不討論而已，不代表不關注”。

這也許是一部分事實。但另一個投資者朋友的說法可能更有啟發性：

“這個條例，本質上是一次權*界定…我們這邊沒人關心這個的。要說影響資本市場，比這個更嚴重的不也早就發生了，這個又算什么呢？但是，從長遠來看，就像投資領域一樣，如果某個東西是系統的重要一環，即使你不關心它，它遲早也會反過來關心你”。

從黃金時代到青銅時代

2017年前，中國互聯網行業本質上享受到了一個特別的待遇：它生在中國，但享受到的是類似美國互聯網的政策機遇。

在這樣寬松的環境下，20年時間，中國互聯網行業從PC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從一個亦步亦趨的小學生變成了創新老師傅，盡管更多只是應用層面。騰訊和阿里的市值一度逼近它們在美國的對標對象Facebook和Amazon，大量新模式誕生于中國而不是美國：比如基于社交通訊的一站式商業模式、基于移動支付的金融理財一體化服務、共享單車、共享充電、共享出行等等。

騰訊、阿里之外，京東、百度、攜程、網易、搜狐、微博等等上百家叫得出名聲的互聯網公司在美國或是香港上市，企業和投資者賺得盆滿缽滿。

2017年是一個分界線，一些事情發生了，一些事情永遠地結束了，比如互聯網行業的黃金時代。

2018-2021年7月，中國互聯網行業仍然取得了一些可圈可點的成績。比如美團、字節跳動、拼多多等新一代移動互聯網企業崛起，他們中的大多數在2018-2020年上市，整個中概股在多重因素驅動下創造了歷史性的高點。

我們稱之為中國互聯網行業的白銀時代，這個時代原本可以持續更久，通常他會在新技術變革下發生蛻變，這種變革有可能是元宇宙，有可能是人工智能奇點來臨，也有可能是新的革命性硬件進入我們的生活，當然更可能是多重因素合力影響，而這一切原本應該在2025-2030年發生。

但是2021年7月，隨著滴滴上市前后發生的一系列變故，互聯網行業的白銀時代提前結束，中國互聯網進入青銅時代。

我們在彼時對此做過預判，兩年過后回頭看，這些判斷基本上已經是現實。

實際上滴滴事件并不是孤例，在它前后有一系列相關性的事件，比如字節跳動美國上市無疾而終，螞蟻金服香港和內地上市折戟沉沙，滴滴和后續的滿幫、運滿滿、BOSS直聘們漫長的APP下架等等，滴滴更多只是一個標志。

而今天，我們面臨的局面是，青銅時代也可能一去不返。

新法例與舊法例

新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版本正在公示階段，9月1日到30日為收集意見階段，目前引發最多爭議的，是該條例中第34條中的2、3項：

“在公共場所或者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穿著、佩戴有損中華民族精神、上海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標志的；制作、傳播、宣揚、散布有損中華民族精神、上海中華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論的”。

且不說法律是否應該監管人們的日常穿著，單單是執法層面，這類事情的邊界如此模糊，很難不讓人擔心隨之而來的執法難題。

實際上值得關注的遠不止第34條，比如新法例第19條的2、3項，第100條，第101條。

新法案將如何影響資本市場

我們從新法案的相關調整中，看到了幾個方向：

第一是監管擴大化，比如第34條新增的2、3項，將監管擴大到了居民日常穿著、道德偏好等新的領域，第100條將采集生物信息從刑偵案件擴大到了治安處罰領域；

第二是監管變得更加靈活，模糊的邊界和選擇性執法問題令人擔憂，比如第19條的調整，執法人員將具有更大的操作空間，當然這種趨勢在其他幾條更改中也能看出端倪；

第三是執法決定基層化，比如第101條中，將以前縣級以上公安機關才能開具的檢查證明文件，下放給了“辦案部門負責人”這個層級。

所有這些調整，本質上都指向幾個問題：

首先，是執法范圍擴大化后的執法成本問題。執法成本擴大，必然伴隨著財政進一步擴張，經濟弱勢背景下，擴張的財政趨勢將使得經濟雪上加霜，更糟糕的是，財政擴張通常伴隨著國有經濟擴張，因為國有經濟份額增加其可以帶來更高的稅收基礎，這將進一步損害就業市場。吊詭的是，就業變糟又可能催生更高的治安管理執法需求，并進一步推高執法成本，如此往復。

其次，是執法標準模糊化問題?？紤]到當前房地產不景氣，地方債務問題尚未解決，財政壓力較大，執法者如何權衡執法和收益的平衡是個問題。

最后，是執法決定基層化后的準確性問題。由于執法決策基層化，效率是提高了，但是隨意性、準確性將令人擔憂。

而所有這些問題，本質上都指向一個擔憂，即無形的手進一步擴張，自由市場的擠壓。社會陷入內耗、熵增循環。

資本市場信心如何維持？如何給外資一個穩定的預期？民營企業的投資信心從何而來？

當然，法案仍在公示期，并不是說一定會通過。

不論怎樣，我們希望立法者能考慮到公眾的心聲，也考慮到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有一種說法在我們這里廣為流傳：“剝削來源于資本，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而馬斯克說：“剝削來源于權力，而非資本。沒有權力撐腰，資本只會討好顧客和員工，哪敢肆意妄為?”

你不關心它，它遲早有一天反過來關心你，所有的歲月靜好，都將土崩瓦解。

我們希望自己的投資面臨什么樣的環境，我們希望自己未來生活在什么樣的環境下，我們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什么樣的環境下？

這些問題的答案，通常取決于今天我們今天相信什么、如何思考、怎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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